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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公投:核废料比邻40年 兰屿人的抗争与共生

发布时间:2021/12/18
  自1982年起,一桶桶核废料迁至台湾离岛兰屿,是台湾唯一的专门的核废料贮存场。德国之声在台湾公民投票前夕走访兰屿,聆听当地人对核废料及核能的真实告白。
   
  兰屿岛上,依山傍水的小学的教室里,传出有关核废料的讨论声,有学生说“我爸爸在那边(贮存场)工作”、也有人问“为何要把垃圾放在这?”、“放月球呢?”。朗岛国小四年级的学生的童言童语,问出许多政府、专家学者都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  授课老师周家辉(Syaman Walamen)这门艺术课上,透过一张张老照片,向学生讲解岛上长辈反核废的抗争史,抗议至今仍未停歇,照片中的示威者的诉求-将核废料贮存场迁出兰屿,仍未获得台湾政府明确的回应。
  他表示,在教育现场谈核能及核废必须客观公正、不带立场,希望能带学生思考核废议题,像是作为生活在岛上的公民,要如何面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。但就个人立场,周家辉直言:“这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在兰屿了,本身错误的政策就是欺骗我们族人,我们希望它离开,但这三十、四十年了都没有离开。”
  他所指的是当年核废料存贮在兰屿的决定并未取得居民同意。今年38岁的周家辉对德国之声坦承,教了近十年相关课程,“有点无奈、无力”,因为核废一直存在。 “我在教学的时候看不到尽头,但是我还是必须有责任,必须要让孩子知道核废料在这边,我们有什么方法面对它。”
  朗岛国小教室的电视萤幕上,有一名头绑布条、面目狰狞,站在官方代表面前的达悟族人,四年级的郭宇帆(Si Mangamed)举手说:“那是我阿公。”他的爷爷郭建平(Shaman Fengayan)是兰屿第一代反核废抗争者,许多反核废的抗议场合都有他的身影。
  郭建平一生大半辈子都在与核废料抗争,他在兰屿家中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,数度情绪激动。他批评台湾政府,当年台湾依靠核能发展经济,但达悟族不仅没有享受到,还把最坏的东西(核废料)丢到我们家来,“如果这不是不公义,还有什么比这个不公义。”
  宛如找到宣泄的出口,抗争了数十年后,郭建平把对台湾中央政府的愤怒全部宣泄出来。 1982年核废料运往兰屿时,台湾仍处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戒严时期,政府对人民的言行活动会进行监控,因此还是大学生的郭建平,就因常参加反核运动而遭到老师、国民党部、乡民代表检举。
  他说:“?我家这里还有警察的信箱,假借巡视社区顺便监视我在干嘛。”毕业后,他放弃了到澳洲攻读民族学的留学梦,决定留在自己的土地继续抗争,没想到这一抗争就长达40年,整个青春都在与政府对抗。
  年近六旬,讲话仍铿锵有力,郭建平说在台北、兰屿搞(反核)运动,最大的感受是台湾无论换哪一个政党,从来不把达悟族当人看,遑论作为人的公平正义。 “你满口谎话谎言,或是不把人当人看的傲慢也好,我们无言以对。当初台湾政府为了运送核废料而兴建港口,欺骗达悟族把核废料说成鱼罐头,称渔船进来可以加工渔获。”
  针对核废料伪装成鱼罐头的说法,台湾电力公司驳斥是“以讹传讹”,并公布当年报纸明确写道“我核能电厂废料将存贮兰屿地区”,强调并未欺骗居民。但郭建平解释,当年达悟族大部分都不识字,并说:“连中文字都不认识,根本看不懂你写什么”。
  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称,兰屿龙门地区因地形封闭(三面环山,一面向海)、5公里范围内无民众居住等诸多优点,经学者专家审慎评估后,决定于该地设置低放射性废弃物贮存设施,该贮存场有23座贮存壕沟,共可存放13万3728桶低放射性废弃物。
  郭建平不断叹气说,即使抗争那么久远的时间,从20几岁到快60岁,仍在和政府辩论,“许多辩论过的人都已经往生了”。现在他只期待有生之年能看到核废料贮存场迁场。
  他说:“我希望我的孙子永远不要再面对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状态,我也盼望我的子孙不会再有核废料的威胁,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事情,不是为了我们这个世代,也是为达悟族整个世代的人在斗争。”
  抗争持续,也似乎看到曙光。台湾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2021年6月表示,台湾电力公司最晚必须在2029年将核废料迁出,但兰屿大多数的居民却不再信任政府的承诺,因为至始至终从未看到迁场的具体细节,核废料要移至哪里也未定案。
  台湾大学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,1991年兰屿核废料贮厂发生辐射外泄事件,3年后,兰屿的核废料有四千多桶发生锈蚀,都让兰屿人感到忧心,特别是当身边的人一一罹患癌症。
  谢来光(Si Ngahephep)的姐姐就是其中之一,她向德国之声表示,她的姐姐曾被发现有辐射残留,但并未有明确的数据证明,后来进一步检查,约七年前确诊罹患乳癌,需要动手术及接受化疗,心情非常沉重。
  核辐射是否会引发癌症,台湾原能会官网明确指出,“辐射曝露的确会引起肿瘤或癌症发生机会或风险的增加,但并非所有的肿瘤或癌症均为辐射曝露所引起”。而台湾电力公司官网根据以往兰屿地区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指出,“并未发现居民癌症罹患率有异常现象”。
  这样的说法,谢来光无法接受,也不相信岛上各地的环境辐射监测指数,并说:“我们很难证明是核废料导致大家生病,政府在转型正义后,并没有要想要把(罹癌)这个数据公布出来。”
  面对政府再三强调核废料贮存场的安全性,谢来光表示愤怒:“如果真的那么安全,那你就随便找一个地方,那你就放在总统府下面,为什么要千辛万苦还开一个港口运到这里来?”
  她姐姐现在每一年都必须到台湾复诊追踪,她也担忧自己的健康是“定时炸弹”。 “看到家人生病,不知道谁哪一天会轮到你,因为这是无色无味,辐射进到身边,我们也不知道。你生病了,只能自己救自己。”
  台湾将在12月18日举行公民投票,投票前的最后一个周末,兰屿人不像台湾大城市有政党积极拉拢选票,日子照样平静的过,讨论度也不高,比起其他议题,当地居民较为关切的是“重启核四(龙门核能电厂)”这一公投题目。
  今年33岁的朵萝(Si Madolok)是岛上的年轻人,身为达悟族的她,在兰屿经营民宿。她坚决反对重启核四,并说“他们(同意者)不知道核四重起后,最终处置场在哪,最终处置场就只有一个(指兰屿),他们不知道重启后,核废料放到兰屿有多可怕。”
  公投倒数之际,针对核废料该如何处理,反核和拥护核能的团体都各自说法。反核的台湾环保联盟创会会长施信民向媒体指出,因为核废料问题现今实在无法解决,因此台湾不适合发展核电。至于拥核团体则主张可议核废料是否能干净、环保再利用,并强调核能便宜、干净,重启核四可补足台湾电力缺口。
  核废料成为“核四公投”的攻防焦点,国际社会对于核废料该如何处置也尚未有共识,但在找到解决办法前,台湾总统蔡英文2019年宣布要给予贮存核废料的兰屿居民25.5亿台币(5.8亿人民币),以补偿过去对于当地造成的伤害,以及当年未经兰屿人同意,核定放置核废料的计画。
  不过,这一笔钱对长年抗争、要求核废料迁出兰屿的抗争人士而言宛如炸药。郭建平认为,民进党政府摆明不想管前朝(指国民党)的事情,“为何这笔钱不拿去用迁厂的经费?”。
  他质疑政府是以25.5亿“买断了整个岛主世世代代的命运”,逃避原本应该面对的事实。 “你没有诚意,你2025年(无核家园的目标)要废核,蔡英文第一任的时候说优先处理兰屿的核废料。”
  朵萝对于补偿金也感到不满,她认为这突显出将核废料迁出的机率有多低。 “全部的兰屿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只是它(政府)转圜的方式,这并不是有办法迁走,因为放到哪边都不对,哪个无人岛都不对,那么容易的话不会丢一个25亿的‘炸弹’。”
  另一方面,岛上有部份居民乐见补偿金注入兰屿,且对于台电给予的的就学奖学金或相关补助感到满意,甚至担心贮存场迁出后补助会跟着消失。但这些兰屿人相对低调、不愿受访。
  在兰屿核废料贮存场担任导览员6年的张秋英(Si Nan Samonan),是少数愿意发声的人。她日复一日向参观的民众解释核废料的安全性,并以各种数据佐证兰屿的核辐射量处于正常值。
  为了当个称职的导览员,她做了很多功课,也深信贮存场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,但她说,作为台电的员工早已被“贴上标签”,说得再多,很多居民也不相信。 “他们会觉得,你领这里的钱,你一定帮他讲话,但如果我不了解,我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吗?”
  对于贮存场迁出兰屿与否的态度,她其实相当两难,一方面是这份工作能养家活口,若迁出就代表失业,但迁出又是许多居民的期待。她说因为台电租场地放核废料贮存场,有租金有收入,兰屿也因此受惠能有些建设,对居民也有医疗补助。
  张秋英(Si Nan Samonan)在兰屿核废料贮存场担任导览员。
  事实上,幼儿保育专业出身的张秋英,原本是兰屿的幼稚园老师,6年前因为贮存场薪资较高而舍弃教职,她苦笑道:“你要环保还是要先吃饱?口号大家都会讲,可是现实呢?你能不过生活吗?”
  但被问及若能填饱肚子还会否在核废料贮存场工作,她回答:“我应该不会,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幼儿园教书,小孩子前一秒把你气得要死,下一秒说好爱你,心都软了。”
  想起当年的幼教工作,张秋英满脸笑容,作为土身土长的达悟族人,她与其他人一样热爱这块土地,但她认为迁场不是他们能自己决定的,“要迁走或不迁走,你也没辙,即使抗议也没用”。
  在国家决策面前,张秋英选择认命,但核废料放在自己家门口,张秋英几经思考后,还是忍不住道出了内心话:“若核废料能不来兰屿,当然最好,如果能迁出就迁出吧,但......就没有工作了。”房地产行业困境加剧,下半年或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翻倍